搬家

因一些技術問題，決定搬家。這裡暫時不再更新。(會搬回來嗎？不知道。)

新舊朋友請移玉步至塵翎部落格新居。

也請各方鏈接的友好自行更改地址，不便之處，請諒。

新地址：http://blog.roodo.com/ningville/　

名字的牆，或牆的名字

我記得的牆。有柏林圍牆，那個夏天，在前東德，找到一小段「遺跡」，從它的破落裡，很難想像它曾經是如此堅不可摧。有吳哥窟的城牆，亦已頹敗。

原來，毀滅是如此輕易。

貼「微小生活」是為了要貼「牆上的名字」，因為如不懂得微小生活的可貴，大抵也無從理解失去之痛。


《書城》3月
城市：巴黎


牆上的名字

　　白的牆，密麻麻的黑字。是名字，而不是數字。這面牆，就叫“名字的牆”。名字成千上萬，因為它們的存在，牆便有了生命，有了意義。
　　牆立在瑪黑區的“大屠殺紀念館”，一幢樸素的灰白色建築物。說實在，這名字有點語病，大屠殺當然不是甚麼光采的事致使我們必得“紀念”它，因而真正的“紀念”，其實是念記在這場巨大命運旋渦裡無聲消逝的人。一個、兩個、一萬、十萬、一百萬、六百萬。關於這場滅族的大運動，普世的印象往往聚焦於某一個特定數字，彷彿必得借助一個嚇人的數字才能證明它的存在與毀滅性。
　　由是我在這面牆前，久久無語，靜靜感受它的力量(那是說，我其實無法承受它的重量)，那力量在於把數字拆解拆解再拆解，還原至一個個真實的生命，盡管生命何其微小，何其脆弱。你必須知道並懂得，在鐵絲網的另一邊、牆的背後，名字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串數字，一個代號，以及隨之而來的新身份新境遇(將要被滅絕的族群)。從名字被消滅的那一天起，回家的路便給封死。
　　這幢剛建成的紀念館據說是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大屠殺紀念館暨資料館，開幕日選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六十周年紀念日。白茫茫的厚厚積雪覆蓋著奧斯威辛，使這個地獄場景呈現出近似天堂的顏色：但願所有失去名字的靈魂都得到安息。巴黎那天也飄了一場小雪，我在一列安靜的人龍裡排隊等候進館。你不是猶太人吧。不是。你來，是想看歷史？不是“看”歷史”，我是想看你們怎樣“面對”歷史。
　　不，區分我們和你們其實並不必要。在某一個臨界點上，所有人的命運，都是共同/通的。所有人。
　　於是，我來到牆的面前。
　　我默唸上面的名字。人們在我身邊來來回回走動，有些人放下花束，有些人尋找他們家族的名字，光是一個熟悉的姓氏，牽動一條或隱或現或深或淺的血緣臍帶，隨即觸動了他們的情感系統，叫他們淚流不止。可是，流淚已經於事無補，沒甚麼可以挽回(時代的車輪不斷前行)，因此我看見他們很快把淚擦乾，竭力讓情緒平伏下來，回身轉到室內的展廳看歷史如何再現眼前。你要知道數字嗎？好的，這是從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從法國給送去集中營的，七萬六千人的名字。這裡面，有一萬一千個小孩。數字又說，最後只有二千五百人倖存下來。他們大多死在奧斯威辛，死時無名無姓。歷史書說，戰爭快結束前，這部龐大的殺人機器把大部份檔案毀滅，以致人們永遠不知道死者之中究竟誰是誰，到底“確實”有多少個人。
　　紀念行為的意義，也許就是一種“反抗”。以今時的記憶來對抗從前的被迫遺忘。重要的是，記憶的態度與方法。殺人機器啟動，目的是消滅人、消滅族，把所有存在的痕跡抹去，好像這些人與事從未出現過。六十年後，紀念的前提，即是把這些被意圖抹去的人與事重新找回、補上，絕不放過任何細節。能夠找回、補上、修復的細節有多麼微細繁複，直接反映當年把它們抹去的上層力量有多麼強大、可怕。
　　在燈光昏暗的展廳裡，我看到最微小的細節：一條纏腕的手帶，一根湯匙，一封家書，幾筆素描，一張舊照片。日常的生活多麼瑣碎，驟看起來多麼沒有意義，可是當不能再過平常日子的時候，這些瑣碎的家常的平凡的生活細節卻又多麼遙遠，教人多麼嚮往。這些仔細收集起來的細節、這些倖存的細節，絮絮在說，不管那道摧毀的力量多麼驚人，它仍是無能把所有痕跡完全抹去。就像黑暗隧道盡頭一線微弱的光，折射出一種或許可稱作“希望”的東西。當數字還原成名字的時候。

微小生活 之二

蘇菲。夢遊者。
那天，跟幾個朋友約見面，先來了三位，我們在Raspail大道上閒聊著，邊等待其他人。有一個法國女生走來，拉著我說“你是中國人嗎？你可以在我的電影演出嗎？”，我怔了一下，問她要幹甚麼，“我在找一個會說英語的中國女孩在我的電影演出，你會說英語嗎？你可以在我的電影演出嗎？” 我說我不太可能在她的電影演出，但我有別的朋友或許會感興趣。她堅持： “請把你的電話給我。”我猶豫，不太想把電話號碼給一個不認識的人，就說：“把你的電話給我吧，我請我的朋友打給你。”她說也好，就把電話和名字抄給我。我問她是唸電影的嗎，她那部電影的故事是怎樣的。她沒回答我的問題，喃喃自語說：“有一個在紐約長大的中國女孩到巴黎拍一部電影……。”我再問她是在巴黎哪裡唸電影的，她自顧自在複述她的台詞：“有一個在紐約長大……。”於是我知道她活在另一個世界，跟我所處身的社會很不一樣的世界。或者說，她活在她的夢境裡。在夢裡，她為她將要拍攝的電影到處尋找女主角。她再問我：“你真的不能嗎？”我搖搖頭。她走開了，我的朋友覺得很奇怪，我怎麼可以跟她談那麼久。我的記事本裡有她的電話號碼，我知道我永遠不會打給她。蘇菲。如果她的運氣夠好，她也許該是拍《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的蘇菲．哥普拉(Sophia Coppola)。

小恩惠。
到著名官僚機構辦一份小文件，事前猜想必會備受刁難，結果竟然出乎意料地順利，文件拿在手中，我心懷感激幾乎當場哭出來。任何人只要曾經跟法國官僚制度交過手，絕對會感同身受。我這人是懂得感恩的，人家待我好，我會記得，即使常是無能報答。像，L，你待我的好，我是一直放在心裡的。

老書店。
在右岸一條街發現了一家老舊的電影書店，真是不得了。老闆不動如山坐在角落，不管多少吉光片羽在他身邊流轉。像個雜貨店，翻不完的書、海報、劇照，要多少有多少。應該有一部片子在這裡誕生。對門有兩家舊書店，也是要尋寶的，運氣不錯，共淘了兩本書。

微小生活

考試。
完成了一些無聊但又必須的考試。從小到大都不喜歡考試，喜歡唸書但討厭考試，可是要唸書又必得考試，逃不了。

櫻桃季節。
最高興的事之一，是當季的時候吃當季的水果。便宜，鮮，美。前陣子滿腹都是草莓(又名士多啤梨)，現在輪到櫻桃(又名車厘子)。市場到處可見，滿滿的一大籃，又紅又結實，1kg才不過2歐元多，現在不吃還待何時。買了一大袋，洗淨，盛好，放在桌上。坐在桌邊看書，邊看邊抓來吃，不一會兒就所剩無幾。如此放縱，恐怕要壞肚子。但一年只這麼一次，算了吧。

剪髮。
每次剪完髮都會後悔。身邊的亞裔女性朋友多不愛光顧法式髮型屋，一來嫌價錢貴得不合理，二來是擔心剪完更難看(她們都說：法國髮型師不懂處理東方人的煩惱絲)，解決方法之一是留長髮(所以巴黎的東方女孩總長髮及腰？)，之二是朋友互剪(有可能更難看)，也有選擇光顧日本人開的髮型屋的(也不便宜)。來巴黎後，不知不覺竟也長髮及背了。夏天來了，想涼快一點，便跟美籍華人女孩S相約到學校附近一家門面看來不賴的法式髮型屋稍作修剪。幸好只是“稍作”，不然更後悔。

慢。
新朋友W說，我每天都來的，但你更新得有點慢。我猜我不算最慢吧，起碼仍定期打掃添這添那，有些部落雖然開著門，但主人早已不知跑到哪裡去了。偶爾在網海發現好玩的部落，主人卻早已離家出走，我就在心裡呼喚：趕快回來吧。可是想到自己其實也是一個心野的人，說不定也會有離家出走的一天，那時候不知有沒有人等著我回來。

一個老戰士

Milan Kundera

　　五月號《Lire》(閱讀)雜誌有昆德拉新書《Le Rideau》的文摘，有一張他的“近照”，我一看，不知怎的，莫名的傷感：他真的老了。其實他都七十多歲了(生於1929年)，我怎麼還會以為他仍盛年呢？是因為那些鋪天蓋地的作者照(那些照片中他是多麼年青而有力量)？是因為他是一個戰士？
　　如今他老了，身體還保持得很好(據說他常運動)，但還是控制不了臉上的肌肉鬆弛，而那道執拗的濃眉亦已漸稀疏，終於現出老態了，只有倔強的眼神依舊。
　　我跟熟讀昆德拉的J說，這樣的昆德拉，令我聯想到他所敬重的塞萬堤斯筆下的堂吉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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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Rideau》剛出版，有一個小有名氣的法國作家在他的blog裡稍批評了他，語氣不甚客氣，說他自從用法文寫作後，寫得差勁又想得沉重云云。這評論引來各方昆德拉迷群起反擊，留言數量破紀錄，事情鬧大了，害得那位作家不禁要問：現在是否誰也不能批評昆德拉了？
　　當然那位作家的評論確實有偏頗之處(甚至有點酸葡萄心態)，可是從書迷的反應也看得出，在某些人心目中，昆德拉有其代表性意義，已然神聖不可侵犯。他們也不明白，為甚麼諾貝爾文學獎那些老傢伙老是不肯承認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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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看完他的《無知》有感，寫過一篇文章，現再貼在這裡。初刊於《21世紀經濟報道》“搜靈記”專欄，收錄於文集《六月下雨 七月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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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米蘭．昆德拉的鄉愁

　　在德國熬了八年唸完博士的朋友，書架上放著一整套米蘭．昆德拉的作品，有英文亦有德文版，在大堆厚本哲學書中，分外顯眼。這位終日埋首鑽研社會學理論的朋友，念念不忘青春期的啟蒙閱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追蹤著作家的身影，直至中年翩至，熱情漸散，還是捨不得放下。
　　哦，是鄉愁。出於對青春的鄉愁。米蘭．昆德拉已漸成那一代人懷鄉的同義詞，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類作品曾在他們青春生命留下了多深刻的印記，“米蘭．昆德拉”這個名詞就有著多神聖而不容侵犯的象徵意義。他們大踏步向前，卻仍會不時回頭，帶著對“米蘭．昆德拉”的想望。
　　所以我就想，這些人讀到昆德拉的新作《無知》時，會否特別難過，特別感觸？
　　《無知》搗碎了人們對懷鄉的想像，所謂的回返故鄉，並不偉大也不感人，記憶不可靠不能恃，人們所期待所想像的故鄉，人們因為缺席因為無知而產生出來的感性訴求，虛妄而不實在。這情感和認知上的謬誤，可追溯至古希臘文學經典《奧德賽》──把奧德修斯的榮歸確立為人類至高尚的情操，把奧德修斯守候在鄉間的妻子尊為女性的典範而輕蔑了與奧德修斯在外地廝守七年的美麗女神的愛。
　　相對於奧德修斯去國二十年後歸航，榮光滿臉，昆德拉離開祖國捷克近三十年，祖國已經離他愈來愈遠。人們想像他榮歸，就像他想像自己重新用捷克文寫作，一樣虛妄而不實在。他的回返已不可能，捷克人已經放棄了對他的懷想與期待。看其人及其作品在祖國受到的敵視與批評，便感受到“米蘭．昆德拉”漸漸被逐出捷克文學語域的蒼涼。
　　但《無知》更像是昆德拉的懺情錄，對象是法國。當眾人熱切期待他在祖國驟然變革後揚帆歸航，他卻要表白他對於“鄉愁”這個意涵的懷疑否定，所謂“偉大的回歸”都是無知者的一廂情願。昆德拉在法國評論界受到的待遇不算太友善，至少及不上當年他離開祖國投奔這個西方國家之初。因為當故鄉的枷鎖一旦解除了，昆德拉也喪失了“流亡者”這個被法國人視為“尊貴”的身份，就不再因此而引起更大的興趣和好奇。
　　雖然早已奠定文壇大師的地位，但昆德拉仍然陷於兩難境地，故鄉虛妄，他方亦虛妄，捷克與法國，都各自為他定義，又各自擺脫他的定義。他書寫的捷克也許他已不再熟悉，而在他無法書寫的法國，他又總是一個異鄉人。有法國人嫌他的法文又乾又冷，因為那畢竟不是滋養他的熱情的文字，他的青春已埋葬在布拉格--卡夫卡走過的美麗波希米亞國度。
　　也許午夜夢迴，他會想念那段青春，想念那個記憶中的故鄉，像奧德修斯想念伊塔卡，而低迴不已。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會像《無知》裡的約瑟夫，深知返鄉將被迫面對可怕的事實：青春時候的無知，一切以為熟悉的皆不可辨，所有猜想都徒然，而鄉人對你的遊歷並不好奇，你曾經擁有的已被別人據為所有而你不得表現出嫉妒或憤恨……。故鄉既非昔日的故鄉(像《奧德賽》裡二十年不變的伊塔卡)，回返已沒有意思。
　　因此，《無知》讀來特別憂傷，因理性思維高擎而終洞察當下之虛妄，淡淡的哀愁，無邊無垠。昆德拉在既不屬於故鄉也不屬於他方的兩難異域悠然譜著他的終極變奏(始自《笑忘書》而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的青春讀者則一天一天衰老，懷抱著關於伊塔卡(逝去的年代)的鄉愁入睡。

昨日

昨日一切更美好
樹林裡的音樂
我髮裡的風
還有我手裡的
陽光


這首小詩不是我寫的，我只是把它從法文譯成中文，作者是Agota Kristof，載錄於小說《Hier》(昨日)。1935年出生於匈牙利，後移居瑞士(其實是逃難)。很晚才開始用法文寫作，文體獨特。首部小說《Le Grand Cahier》甫出版即震撼歐洲文壇，與續篇《La Preuve》及《Le Troisieme Mensonge》合為三部曲，為西方當代文學非常重要的三部曲。台灣有中譯本《惡童日記》三部曲。不知大陸有沒有譯本，如果沒有，那是很可惜的。
我不能洩露太多，因為她的寫作藏著諸多機關，把機關寫出來就失去機關的作用了。她寫得很少，活得很低調。去年法國《文學雜誌》專訪了她，有時間我或節譯部分對話，希望更多人認識她。Agota Kristof。雅歌塔．克里斯多夫。

看電影

Emir Kusturica。
拉丁區一家戲院Le Champo在辦他的影展，「前」「南斯拉夫」導演，有中譯名庫斯杜利卡。說「前」，因此時的南斯拉夫已不同於彼時之南斯拉夫，而且現在他住在美國，說英文。最近課業有點忙，私人玩樂時間不足，我只挑了兩部片子，應是最出色的兩部，《流浪者之歌》(Le temps des gitans, 1989)和《地下社會》(Underground, 1995)。飽滿成熟，令人嘆為觀止。《地下社會》還有一個五小時版本，想來是沒機會在戲院看的，一定要找影碟。
南歐導演，我亦愛希臘的Theo Angelopoulos (有中譯安哲羅普洛斯)。K跟A是如此的相像(主題、對生命的沉思、詩意)，又如此的不同(技巧、影像、音樂)。關於人，命運，巴爾幹半島。
A都快80歲了，還在拍電影，仍然神采飽滿。K仍盛年，以後還會拍出甚麼來？正巧，今年康城影展，他任評審團主席，近日在電視上常看見他。

看電影。
等待要看的片子，包括Gus Van Sant 拍的Kurt Cobain生命最後階段的故事《Last Days》，現正在康城影展角逐大獎，巴黎的戲院上周六已開始公映。影展完後，該會有一些新片子，如Wim Wenders的新作。月尾，拉丁區一家藝術戲院要放賈樟柯的《世界》。還有講非洲盧安達屠殺的《Hotel Rwanda》，台灣友人R強烈推薦，但補充說這片子非常沉重，看完後坐在椅子上好久不能站起來。然後還有一些零星的影展，五月差不多了。

沉默。
看《地下社會》，朋友M也來看，又帶了一個挪威同學A，排隊入場前不停說話，見我不大搭理，以為我在生甚麼悶氣。其實我只是不想說話，只是想安靜地等待這場電影。有時候，如果觀影是神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入場儀式。看完後，她們說要去喝咖啡，我沒去，獨自走路回家，看完這麼一部電影，我需要沉默的空間。應該說，我還沒抽離，還沉浸在電影的語言與情緒裡，還想慢慢回想片中的一些片段。我不能像一些人那樣，看完一個作品，馬上可以滔滔不絕，討論、定義或解構。有些感受，一旦化作言語，就消散無影了。看電影，我其實蠻喜歡一個人，或者跟最親密的人，即是熟絡得可以把對方當作不存在那種。這樣我才能在暗室裡不受干擾地沉溺於那短暫卻永恆的光影世界。

遇上紅白藍

法國菜籃與咱們紅白藍

　　剛在部落格裡寫到“紅白藍”，今天在拉丁區某小巷某雜貨店門前竟就遇上它(們)！這寶物已發揚光大到這裡來，甚是欣慰。趕忙拍下照片，給不知道“紅白藍”是甚麼的各界友好看看。圖中，上是巴黎人日常購物籃，到菜市場買菜，男女老少都愛挽一個。下是小型“紅白藍”膠袋，這應該是較新款的變奏圖案。最經典的，自然是參照法國國旗圖案的正宗“紅白藍”。童年記憶裡，母親每趟回鄉探親，例必手提一超大size的紅白藍(不知她是怎麼提得動的)。
　　堅固、耐用，可儲物，可運輸，用時好用，不用時可摺疊收藏，十分靈活。庶民創意，當是如此。

紅白藍與周星星

　　
　　C 近日忙於越洋搬家，跟我討論該怎麼把大小雜物裝箱海運才穩妥。有天她忽然靈感駕到，想到出動天下無敵紅白藍膠袋，問我好不好。我當然大聲叫好，紅白藍膠袋啊，華南地區居民深知此物之好之妙。每趟搬家移徙，少不了這寶物。遠渡重洋前，母親問，要不要替你買幾個紅白藍放東西？因為夾雜著母親的叮嚀，於我，紅白藍幾乎 = 親情 = 思鄉。
　　C 在信裡又提到紅白藍一則故事，關于周星馳的，因為太好笑了，未經她同意，我摘錄在這裡，以念記這集體經驗。
　　“又及，我懷疑紅白藍是不是廣東人才有的集體回憶？……還有就是很老的一部香港劇集，名字都記不起了，周星馳還在那裡演個不大的角色，對萬梓良說了一堆話之後，忽然很嚴肅地問可不可以提最後一個要求，萬梓問，甚麼？周星星正兒八經地說，可不可以給我幾個紅白藍膠袋？”

*****
　　詩人廖偉棠幾個月前來巴黎游玩，詩興大發，某夜夢見周作人周樹人兄弟，醒來遂作詩一首，《除夕夜夢周氏兄弟》。他回去北京後，我在巴黎也夢見了一個姓周的。醒來後，也想寫點甚麼，便跟J說，昨夜我夢見周星馳。

天邊一朵雲

Vive L'amour

　　蔡明亮的新片《天邊一朵雲》早前在台灣上映很轟動，作家韓良露寫了一篇非常精采的影評，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有興趣的可找來看。(我不懂怎麼把連結放在文章裡。)
　　聽說最近也要在香港上映了，我實在渴望盡快看到這部新片，不知巴黎甚麼時候才上。
　　去年在台北，替香港一本雜誌訪問他，因應雜誌那期的專題是關於電影院，我就和他談台灣的電影院。他面向我坐著，午後陽光從他背後的窗透進來，映入我的眼簾。是以此後每想起蔡明亮，就想起那團恍惚的曖昧的光，而他是在那光裡絮絮說著他的愛與恨。我們也談了一些跟專題無關的事情，他的廣東話說得很好。
　　那時他周遭有好些令人洩氣的報道，我十分擔心他要放棄了。聊到後來幾乎像是一個電影迷對一個有才華的創作者的懇求了。無論如何，請你繼續拍下去吧。
　　臨走的時候，他送我一張小卡片， 微微笑著說，我會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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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號外》

文字、攝影：陳寧

　　蔡明亮盤腿坐在矮桌子的對面，陽光從他背後的大窗隱約透進來，他像坐在陰影裡。木窗台上那面時鐘已經停擺了。他背著光，絮絮說著電影院的故事。間或抽根煙。在我背後兩堵牆之外，另一個房間裡，坐在電腦前的李康生把高領毛衣拉高罩著嘴巴。有一剎那，彷彿走進了蔡明亮的電影時空裡。
　　關於電影院，他要從童年說起。先是在馬來西亞，古晉。
　　「我的外公外婆很喜歡看電影，常常帶我去看。那時候，古晉的電影院很多。有一家叫『鵝殿』的，我去最多。還有一家專放邵氏片。香港看甚麼我們就看甚麼，主要是看港台兩地的電影，也看南洋的，後來也看很多美國的。我外公是賣麵的，麵店晚上才開舖，外公就先帶我去看六點多那一場，看完回來，輪到外婆帶我去看，我就同一部電影看兩次，常常這樣。有時候星期六都看早場。那時候，日子過得很幸福。」
　　後來，到了台北。
　　「我是一九七七年來台灣的。照樣看電影，自己去看。記得第一次在台北看電影是在東南亞戲院看《海角一樂園》，是講動物的，美國片。第一年考聯考，除了補習，我們這些僑生就常相約一起去看電影。那時剛有真善美戲院，我還記得有次碰到許冠文。他大概來台灣看景。我的朋友就推我上前去跟他說話，我問他：請問你是許冠文嗎？但許冠文答：不是。我可是很肯定他是許冠文。不過，換著是我，現在若在街上有陌生人問我：你是蔡明亮嗎？我有時也會回答：不是。」
　　台北最多戲院集中在西門町，有一條武昌街，大家都叫它電影街。蔡明亮就常泡在西門町，看電影。
「考上大學，我也常常蹺課，大部分時間都不在學校。電影節的時候，也跑去當工讀生，趁機多看電影。那時要不在電影資料館，要不就在電影院。青少年時代，一天隨便可以看五、六部。過年期間更是從早看到晚。」
於是，電影院總是裝載著許多回憶。去年拍成的《不散》，拍的便是電影院的故事，在已經停業的永和市福和大戲院取景。這座有二、三十年歷史的大戲院，縈繞著陰魂不散的點滴人情，充滿了蔡明亮對於電影院的感情。
　　「我不是想拍電影史，我只是針對戲院這回事記錄一點甚麼。比如以前看戲可以嗑瓜子。比如入口的地方。比如風扇。有一種特殊的氣氛。比如洗手間。這跟現在看電影，去華納威秀(新興電影城)是不同的。」
　　是時代變了，電影院變了，看戲的心情變了……「以前大家看電影，會很珍惜。一天不是有很多場次。去看電影，像是一個儀式。感覺很強烈。以前看電影真的比較像做夢。我以前小時候看很多商業片，很多很多，但商業片並不能打動我。後來我看到不是商業片的(不知可不可叫藝術片)，很震撼，感覺那麼強烈。才發現我原來要做的是這樣做。商業片每個人都在做，不差我一個。
　　沒錯，時代是改變了，但有沒有往好的方向呢？不只是電影院在凋零，而且是人類的素質在凋零。現在的電影，只有賺錢，別無他途。」
　　有些事情，蔡明亮不說出來，明白的人也是會明白的。而他說了出來，就更顯得人在其中之身不由己之筋疲力盡，面對大環境步步進迫，即使舉起雙手奮抗，有時也有倦極思退的時候。說的不只是曾經帶給他美好回憶的老電影院，還有他一直堅持的創作之路。
　　「我是有想過要退，大環境很壞，我也想過簡單生活。我有一個很大的空虛，電影不能幫助我。電影沒有辦法填滿『害怕失去』的感覺，一定要是別的東西來填足……電影是用來提醒你的敏感，你的知覺，不是一個實在的東西。它是一直不停提醒，不停發問：生命是甚麼，生活是甚麼。」
　　薛西弗斯推石上山即使是永恆的徒勞無功，但始終也是有石可推。人類存在的最大困境，甚至乎卻是無石可推，或根本推不動石頭。
　　有時候，蔡明亮就是如此悲觀。只是他不還致於陷入消極。「所有的東西都會消失，電影院也會消失，問題是消失後，甚麼東西留下來比較重要。老戲院跟其他公共場所一樣，跟時代一起改變，沒有那麼賺錢的就被取代。我是一個曾有老戲院美好經驗的人，但不覺得老戲院一定不能被拆掉，我反而會思考，當生活愈來愈方便，我們還剩下甚麼。曾經有甚麼，珍貴地方在哪裡，這部分必須被提出來。像從前觀影是很雅緻的一件事，培養出一代甚麼人……或者跟一堆陌生人共同看，這個情懷讓人懷念。」
　　蔡明亮不抗拒時代變遷，不抗拒事物更替，只是希冀變遷會帶來進步，帶來更美好的事情。如果不是，他寧願留在那個舊時代。也就是，你仍然滿懷期待，珍而重之地，走進漆黑的電影院的時代。

昨日巴黎下雨

下雨。法文說，il pleut，這裡的他(il)是非人稱主語。他下雨。像一個人在哭。
比英文的 it rains 更感情豐富一點。

給 C

　　
　　C離開工作了幾年的地方，最後一天上班，她原以為自己可以走得很輕省，收拾「行李」的時候，才發現不知不覺堆積了大堆私人物件，不忍捨棄，只好帶走。這一天，她的心情甚複雜。她告訴我，我想我明白那時候你離開的心情。
　　我與C，最初僅是公事上的交往， 談得投契漸漸成了好友。C是一個內斂的女子，不輕易顯露及付出感情，可是一旦跟別人交心，卻會是最忠誠的朋友。
　　離開是困難的，然而，有時候，留下來何嘗不是高難度動作？
　　經C這一說，我才想起自己離開的時候，那時候，也不知前路如何，只知道，向前走吧，不要回頭。
　　就像離開一段無望的感情，必得決絕，不回頭，然後才會找到幸福。或者，最起碼，找到自己。

高原上的教堂

Notre-Dame de Toute Grace

　　高原上的小教堂，建於1926至1937年間。這座建築特殊的聖母院簡直是一個小型藝術館，內有Chagall和Matisse的畫，還有Georges Braque的雕刻作品。可惜不能拍照，不用閃光燈也不可以。

山居日子

Mont Blanc


山。
下了火車，才知道我們到了Mont Blanc(白朗峰)腳下。法國朋友P的渡假屋就在半山的一個小鎮。越過山峰，另一邊就是意大利。
法國人說，白朗峰是我們的。意大利人也說，白朗峰是我們的。
其實都沒所謂，山就在那裡。

遠足。
山上長年積雪，山下的雪卻早就融了。我們幾乎每天都去遠足，吃過早餐，在背囊裡放點麵包、火腿、乳酪，就起程上山。在城市裡習慣步行，走起來也不算太辛苦。只是爬到險處，往下望去，還是有點怕。我是畏高的。
有一年到西班牙的巴塞隆那，來到高第(Gaudi)的聖家堂，有一條階梯可通到頂層，我爬到大概三分之二處便開始暈眩，沒法再繼續向上，只好乖乖折返。坐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等待旅伴時，抬頭看著這座永遠不會完成的教堂，不期然生出敬畏來。我不知道那一年我是怎麼走樓梯上巴黎鐵塔頂，又走樓梯下來的。
有些山路讓我想起某一年，跟大學同學F爬黃山。兩個女孩子，傻呼呼的，暑假在蘇杭閒蕩無所事事，聽人家說黃山好玩，就臨時改變行程去爬黃山。甚麼準備都沒有，真是要命的累。F是一個美麗的女子，走在路上總是招人看。
另一法國友人M聽我說起西藏的山脈，萬分嚮往。得知我在那裡沒有高山反應，便很安心，想著可以把這片高原列入他的下一趟行旅計劃。
不知為甚麼，遠足的時候，我總是會想起許多人和事。好像所有的瑣碎回憶都在山路上等著我來撿拾似的。

沙之書。
帶去消磨時間的書是Borges，大陸譯博爾赫斯，台灣譯波赫士，但據南美朋友說，這兩個譯音都不夠準確，阿根廷人是把G也發出音來的。
我是在尋找完美的譯文嗎？之前看的Borges，要不是英譯，要不是中譯，總不甚稱心。這趟看法譯，雖說應該是較接近原文，但也還是有點怪怪的。其實我不懂西班牙文，怎麼知道原文是怎樣的感覺呢？一切都是憑藉一個普通讀者的直覺吧。也許有一天，我會為了Borges去學西班牙文，或者是賈西亞．馬奎斯。就說是為塞萬堤斯的《堂吉訶德》吧？可是，既有了楊絳的譯本，似乎又可以安於歡逸了。

巴黎。
坐五個小時的高速火車(TGV)回到巴黎，從山城下來，更覺這城市好髒好臭。

green grass, cloud, chalet

春假

　　春假來了。巴黎人都去渡假了，法國朋友在山上有個小房子，邀幾個朋友一起去短住幾天。我收拾行李時才發現冬衣不夠厚，在巴黎還管用，但到雪山就難說了，趕忙問同學借件長雪衣應應急。又帶了幾本書，萬一太冷了，不想外出，窩在火爐邊看看書也好。
　　這陣子不知在忙甚麼，累極，到了山上最想好好睡一覺。

三角公園之流浪漢事件

　　我住的那條小街上，有一個小三角公園，天氣好的時候，常見三兩流浪漢帶著狗曬太陽，人和狗看來都甚是舒暢。長椅邊擱著幾個大背囊，裡面是他們的全部家當。
　　前兩天下午，我在家裡忙著，忽聽見狗吠和孩子哭，便探頭到窗外看個究竟。
　　原來是一個父親帶了幾個孩子到公園，大概幾頭大狼狗把孩子嚇著了，其中一個小女孩嘩嘩啦啦的當場哭起來。那名怒氣沖沖的父親也跟流浪漢們吵起來，似要動手的樣子，一名路過的老婆婆急上前勸架，所有途人停下來，附近的住客也像我一樣，探頭出來看戲：三角公園忽然變成了一個小舞台。
　　不久，警察來了。父親推著嬰兒車，帶著孩子離開公園。警察走向流浪漢們，跟他們不知說了甚麼。後來，流浪漢們替他們的狗繫上狗鏈，背起裝載著全部家當的大背囊，也離開了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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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浪漢走後，父親又把孩子帶回來。剛才試圖勸架的老婆婆又再跑去跟他說話，只聽見那父親大聲回話：「太太，我有工作，我當然有權使用這公園，我不是他們……」聲音反覆迴盪於小三角公園上空。
我們=有工作=有權，他們=沒有工作=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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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超級市場門前的人行道，常坐著一個流浪漢，超市晚上關門後，他就在那裡睡覺，那小角落已是他的「家」了。大白天，兩個要到超市購物的老太太遠遠看見他，忙繞路走到另一邊去，流浪漢便大聲喊道：「太太，你們為甚麼要繞路呢，我又不是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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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流浪漢好多。在地鐵裡，公園裡，暗角裡。